韦钰：感恩，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一生

韦钰：电子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长期从事微波电子学、生物电子学和分子电子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网络建设和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事多年脑科学研究工作。

　　留学德国给了我更多的自信

　　陈志文：第一次知道您，是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您是我国第一个留德女博士。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作为一名亲历者，您有哪些感触？

　　韦钰：对于改革开放40年，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从心底里感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40年，就没有我的一生。这40年的时间里，我印象最深刻的转变就是到德国留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出国。

　　陈志文：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留学德国的经历？

　　韦钰：上世纪60年代，我受益于陈毅同志主持颁发的“高教60条”，1961年本科毕业后被推荐读本校的研究生，并于1965年毕业。之后经历了十年文革，1978年，全国首次选拔100名留学人员，50名去美国，50名去德国。当时，我选择了德国，并且放弃英语考试改学德语。

　　那年暑假，我自己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硬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啃”下来一本德语讲义，并且最终在江苏省考了第一名。当时，江苏一共有两个人考取了留学资格，我是其中之一。随后在1979年我被派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进修，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拿到了洪堡奖学金。毕业后我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

　　陈志文：到现在为止，德国的博士学位都非常难拿。德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韦钰：实际上，留学给我最多是自信。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事情了，只要我肯钻研，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陈志文：您回国后，转变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为什么？

　　韦钰：留学回来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坚决把我的研究领域转向了生物电子学。1984年，我在东南大学创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我觉得，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更有意义。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人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中间的经历可以说非常曲折，也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很大的压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走过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陈志文：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历练和淬炼，实际上也让您越来越强大，不再惧怕挑战。

　　韦钰：对，有一种一直在战斗的感觉。我很感谢当时几位老院士对我的支持，包括我的老师，他们中有些人现在不在了，我一直很感谢和怀念他们。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给了我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给了我一个春天。我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很多同龄人没有得到我这样的机会。

　　陈志文：一方面，是要感激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契机；另一方面，您自己也是非常勤奋和努力的。

　　韦钰：也是因为当时的境遇，让我知道这个机遇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我之所以会有一些成就，是因为历史把舞台给了我。其实，我的老同学里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只是我把握住的机遇更多，更珍惜更努力。

　　陈志文：您当时回国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教育部，并且后来成为了副部长？在教育部的十年，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韦钰：没有。我的人生做了很多的决定，但全部与名利无关。教育部给我提供了一个舞台，我的眼界更开阔，拥有了国际视野，让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韦钰 中国教育在线/摄

　　信息技术和教育改革要进行深度融合

　　陈志文：1994年，您开始推动CERNET的建设，您可以简单回顾一下CERNET的建设情况吗？

　　韦钰：提起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简称CERNET）的建设，就不得不提1994年我到世界银行开会。那时，我听说美国正在开展“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当时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态度十分傲慢。在他们看来，“信息高速公路”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要么赶上这条船，追赶潮头，要么就只能被大浪冲走。

　　由于我是搞电子出身的，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我也对西方国家的说法不服气，认为中国同样可以通过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来发展教育。为此，我就开始为CERNET的建设报批文件而奔走。

　　最终，建设报告得到了中央和教育部的支持，经过快速论证，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综合考虑、挑选了几所理工科重点高校进行网络试点。

　　经过几年的奋斗，到新世纪之初，已经通达全国各省会城市并且连接了全国700多所大学入网。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少见的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教育网络。可以说，CERNET的建设开启了我国互联网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为此项目，很多同志的整个青春都扑在上面了。

　　回顾CERNET建设的这几年，可以说对中国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CERNET的建设不仅是我国信息网络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还支持和保障了一批重要的国家网络应用项目，加强了我国信息基础建设。

　　比如，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系统在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录取工作中发挥了相当好的作用。另外，CERNET的建设缩小了我国与国际上先进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差距，也为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CERNET的建设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夯实了坚固的路基，为现代远程教育的顺利实施开通了高速公路。

　　陈志文：除了CERNET建设，在 迅猛发展、信息迭代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2017年9月，我曾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双清会议”上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脑与心智关系的两元论被摈弃。人们可以基于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来进行有关人智能发展的实证性研究。它可以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研究，为神经教育学提供科学基础。

　　现在小学的孩子，他们未来60%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依据海量的知识储存和快速的算法，将会取代人类的许多工作。只有人类经由实践升华而得来的智慧与创新才是不可被替代的。

　　那么，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将是教育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单纯地沿袭旧有的分科教学模式。如果依然按原有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知识教学，不鼓励孩子去探索、去体验、去自信地解决遇到的问题，那么三十年后孩子们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们要做的，是着重培养孩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的真谛，就是当人忘记一切所学之后剩下的东西。知识、理论可能会忘记，但浸入心脑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却能长久留存。现在流行的STEAM教育的核心就不是强调学科的分工，而是要培养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是要教给学生有结构的知识和建构的能力。

　　教育者还要特别关注早期经验对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人的认知能力不仅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脑的认知中更重要的是对群体和个人（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因此，社会情绪能力同样对人的行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还应该培养孩子的“同感”能力（同理心）和执行功能，它是社会情绪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决定人一生幸福和成功的不是IQ（智商），而是他的社会情绪能力。

　　在营养不良和安全侵害之外，忽视和冷漠的生长环境，也会对幼儿的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童年的情绪性创伤，不仅会影响其本人一生发展的轨迹，而且会通过行为和“生物嵌入效应”发生代际传递，将不利影响遗传给他们的后代，甚至是好几代。有数据表明，中国有40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在青少年期乃至成人阶段出现各类心理问题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常家庭抚养长大的同龄人。

　　现在大家通常关心的只是幼儿成长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却不知道婴儿一出生就进入了脑建构、感知和情感建构的关键期，绝不只需要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更需要享受快乐、爱抚，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和进行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支持脑的发育，为其一生的精神健康打下基础。

　　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培养儿童的决策能力。在人的智能中，最重要的是决策智能。在培养人的能力上，教育应围绕培养知情的决策者这个目标，特别是建立在科学概念和模型上的直觉决策能力。其中要特别注意科学教育在培养决策能力上有特殊的功能。

韦钰（右）、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左）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您提到了STEAM教育、科学教育，这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韦钰：现在，科学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要基于脑科学。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一种思维方式或者生活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 the way of living。未来世界的变化速度我们几乎无法预测，所以，必须要让下一代人有批判性思维，要有问“为什么”的能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寻找答案。

　　科学教育要围绕核心概念进行学习，帮助学生学会探究，也就是学会提出问题，设想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实验、实践去寻求解决的途径或答案。

　　陈志文：孔子有句话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您其实强调的，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让孩子们去获得知识和能力。

　　韦钰：是的，并且也一定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就是探究式的方法。前面提到科学教育对于决策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其原因就是科学教育能够培养孩子用探究式的方法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决策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韦钰：电子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教育部原副部长。长期从事微波电子学、生物电子学和分子电子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工作；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网络建设和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事多年脑科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