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继续把落实“双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双减”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 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 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 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继续把落实“双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双减”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度极高的话题。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减”并不是政策的终点。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说。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姜军说,改革的推进中要破立结合。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双减”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再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绑架学生和家长后,“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如何让学校教育真正满足不同需求学生的需求,把学校教育真正“立”起来成为摆在所有学校面前的必答题。

  “我现在很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位小学一年级家长的邹彤(化名)说。邹彤是班级家委会成员,最近她经常接到老师发给她的一些作业资料,老师暗示邹彤可以把这些资料转给班里的其他家长,还特意叮嘱邹彤不要向家长们透露资料的来源,“但是,没过几天家长们就猜到了这些作业是老师给的,因为第二天老师会讲解这些题,虽然没有强迫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完成,但是大部分家长拿到后都会自觉完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表面减少,实际不变”的现象并不罕见。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对于‘教学质量’理解过于狭窄,认为‘育人’就是‘育分’,担心完全按照‘双减’的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考试分数。”梅国平道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教育功利主义痼疾。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当大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数”为标准进行界定时,中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就难以保持独立自省的态度了,在背负“成功者”期望的重担中逐渐归附教育功利主义。

  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

  观念亟须扭转。作业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学校老师强调作业量已经减少到了过去的60%,“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业是不是能够承载起过去你100%甚至200%的作业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还能有提升?”

  记者观察到,在中央“双减”政策中,提到“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时共有5个段落,600余字,但是明确的提到“减”的只有一个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强调的都是如何增强设计、如何分层分组、如何通过作业更好的分析学情。

  “双减”之后的作业,核心不是“减”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学的设计,提高作业的质量和水平。

  而这也是“双减”政策的初衷。“要通过‘双减’倒逼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通过教育的手段激发受教育者的‘潜力’,让受教育者找到适合并擅长的领域,从事相关的工作和活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把所有人培养成同一个类型。”姜军说。

  老师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只是改变还需要更多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中显示,74.3%的教师表示,“双减”后“作业设计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师认为,设计高质量作业面临“作业素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的困难。

  为此,梅国平提出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时,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建立作业设计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则认为,对学生要综合评价,不能只看考试分数,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姜军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要摒弃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降低考试难度,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务之急

  只转变观念还不够,还要把观念变为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个教育瞬间。而这个关键就在老师。

  不久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朋友圈里晒了她一天的时间表:上午第一节课听课,9:00到12:00去市里参加一个学习班,中午吃饭和休息用了半个小时,之后的12:30-1:30完成了线上家长会,之后继续参加学习,匆忙赶回学校后填了一堆必须填的表,参加课后服务,组织学生放学后这位老师跟一个约好的老师谈了话。下午6:30赶回家,火速做饭,两个孩子吃上饭后,这位老师又跟两个家长微信通话解决了一个当天发生的问题,匆忙吃过饭后写家长会的总结,然后备课……

  “别说让我静下心来搞教研了,就连陪孩子吃一顿完整的饭的时间都没有。”这位老师说。

  随着“双减”的推进,特别是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之后,更忙了、更累了成为很多老师的共识。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如何把教师从繁重、琐粹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前的当务之急。

  张志勇提出,要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要采取省级统筹、市级管理、城乡协同的办法,通过体制改革机制改革优化配置,解决我们城区教师的短缺问题。”

  除了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之外,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建议。

  姜军认为可以通过招募社会志愿者及外聘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弥补师资力量不足。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制定外聘人员考勤、推门听课、授课内容备案等制度,与其签订师德师风和校园安全责任书,明确外聘人员工作职责,规范外聘人员教学行为。

  “还可以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推行弹性上下班制度。在两个方面挖潜,一个是合理安排教师的课堂教学,第二个是要合理安排课后服务,能不能让老师们每周有1~2次可以弹性上下班的机会。”张志勇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正在尝试各种办法让教师的工作更有“弹性”,比如在北京,一些学校在每个班都设立了正副两个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学任务相对少一些的科目老师承担,尽最大可能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和潜力。

  “我们对教师群体的负担问题关注的有些晚了。”周洪宇说,我国减负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目前为止,国家、地方层面已经发布了数十个学生减负相关政策。但一直以来的减负政策关注重点都是中小学生,对教师的过重负担有所忽视。对此,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紧迫性。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国各省份基本都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使教师减负正式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

  而在给中小学老师减负的过程中,最该减掉的就是那些教学之外的工作负担。“帮教师做好‘减’法,而非‘加’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周洪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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