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征不信 推陈出新——詹锳先生治学的成就与理念

　　作者：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詹锳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在海内外都有重要影响。他的古代文学研究，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文，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是李白和《文心雕龙》研究。李白为中国古代诗人的代表，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诗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章学著作，在世界文学理论领域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詹锳先生一生致力于二者研究，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与文论两个领域执牛耳之地位。

《李白诗文系年》

《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辨析李白作品的真伪，考证李白的生平事迹，为其七成存世诗文考定作年，写出了著名的《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是为新中国李白研究开先路的重要著作，一直为学界案头必备，为后世全集校释、专题研讨筑牢了根基，堪称20世纪40年代以来李白考辨领域的扛鼎之作。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詹锳是较早研究《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计划地研究《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为首部研究《文心雕龙》风格学的专著。此书引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来分析《文心雕龙》，建构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出版后即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王元化、张少康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

　　詹锳倾注毕生精力校注整理了两部经典著作，一部是《文心雕龙》，一部是《李白全集》，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义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主编）。前书校勘广收历代版本，尤其是元刊本，比对文字异同，厘定讹脱；汇注搜罗古代诸家笺释与相关文论，兼容现代文论解说；证义持无征不信之准则，博引群书，结合文史语境推阐文心本旨，每说必凭文献支撑。后书以宋蜀本为底本，广参众本校勘异文，审慎考辨字句得失；注释博征典籍，订正旧注疏漏，补充新注与诗意串讲；题解交代诗文时地、本事与主旨；备考汇录古今异说、各家考辨，兼收域外研究见解，集历代李诗整理之大成；集评搜集历代评点，帮助读者赏析诗文艺术。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李白和《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水平。

　　詹锳不仅以厚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

　　文学研究是否为科学，历来就有很大争议。詹锳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和鲜明立场。他说：“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维护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詹锳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这种学术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学科意义。他将古代文学研究明确定性为一门科学，并非要消解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希望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规范古代文学研究。将古代文学研究视作科学，可以建立起严谨的学术规范，摒弃主观臆断。科学研究以客观性、逻辑性、实证性为基本准则，落实到古代文学领域，便是强调版本校勘、文献梳理、史料辨析、事实考证等基础工作。秉持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不仅能甄别伪作，纠正历代流传的讹误，还原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本来面貌，还能统一学术评判尺度，让古代文学研究从随性赏析转向有理有据的专业探究，强化了学科的严肃性与公信力。将古代文学研究归为科学，对于此学科的发展也至为重要。一门学科唯有具备科学体系，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脉络、理论框架和稳定的知识积累，实现知识的代代传承。

　　科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是求真，移之于古代文学研究，便是依托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等各类原始材料，努力还原文献本貌、史事真相与古人用心。所有推论不能单凭主观感悟，必须经得起文献复核，皆以实证为根基。基于此，詹锳提出“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无征不信”，是他为个人研究划定的一切推论与判断的边界，这一理念渗透于版本校勘、诗文系年、本事考索、文论义证各项工作之中，成为其考据方法不可脱离的内在标尺。詹锳一生的研究均持守此条，集众说考索《文心雕龙》的义理，辨伪李白诗文，梳理李白生平及其诗文写作时间地点，他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在梳理、分析和研究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治学原则，同时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有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无征不信”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尤为珍贵。

　　詹锳奉行“无征不信”的朴学精神，坚持有一分证据立一分论断，绝不做空疏臆测、附会推演的无根之论，但严谨持正绝非墨守成规、盲从权威，更非故步自封、拘守旧说。在数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生涯中，他始终秉持独立的学术判断精神，不迷信古今名家定论，不轻视后进晚学新见，不固守自我阶段性成果，以理性怀疑打破学术桎梏，以实证考辨重审学术定论，以开放心态吸纳无论中西的新知新法，在传承与突破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超越精神。在李白研究中，关于《忆秦娥》《菩萨蛮》的真伪之争；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关于《隐秀》篇补文真伪的讨论，都充分表现出詹锳不拘成说、无畏权威的学术品格。而其《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研究，又表现出融通中西理论的鲜明特点。

　　这种永不满足、不懈求索、持续突破的治学品格，贯穿其全部学术研究，既是詹锳先生治学特色的集中彰显，也是其能够在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新拓域、卓然成家的重要原因。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