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为了解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改革背景下的人文社科研究以及勃艮第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合作，本刊独家采访了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副会长丹尼尔•哈伊西瓦赫（Daniel Raichvarg）。哈伊西瓦赫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专家、科学教育专家、舞台剧表......

编者按：为了解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改革背景下的人文社科研究以及勃艮第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合作，本刊独家采访了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副会长丹尼尔•哈伊西瓦赫（Daniel Raichvarg）。哈伊西瓦赫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专家、科学教育专家、舞台剧表演艺术家，现为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副会长、勃艮第大学信息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本刊特约编委，曾任勃艮第大学副校长。在采访中，哈伊西瓦赫先生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提出了他对科学与大众之间关系的看法，并表达了加强中法师生交流与科学沟通领域合作的愿望。文章由本刊编辑部实习生吕伊雯翻译。

　　一、法国“卓越计划”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法国近年启动了“卓越计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及“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Ｐǒｌｅ ｄｅ R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ｅｔ ｄ’E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 S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ＰＲＥＳ）项目，鼓励学校拟定合理、积极的全面提升策略，改进科研和教学质量。这些举措对您和您实验室的研究有何影响？
　　哈伊西瓦赫：“卓越计划”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勃艮第大学信息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与博物馆，传播、审美与符号，组织与知识。事实上，我们研究中心实验室的工作依赖于“卓越计划”中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一方面：在法国，由科学实验室主导的所有研究项目均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此，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便尝试建立基于各自研究领域的 “卓越实验室”。 由于我们中心的研究聚焦于科学、社会和传播, 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之一——勃艮第大学弗朗什·孔泰①（Bourgogne Franche Comté）实验室便直接联系我们，他们希望在癌症创新疗法(脂蛋白的利用）研究上与我们合作，以确保整个工作单元在“媒介、组织和知识”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我们获得“卓越实验室”（Labex）的资格。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来说是莫大的肯定。我们认为，既然要参与科学与医学的创新研究, 那么我们就要围绕“科学的创新、传播的创新”（innovations scientifiques，innovations communicationnelles）开展研究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找对了方向，我们的研究很快就取得了进展。科学家们往往“等待着”（其研究）被发掘和传播。据此，我们尝试理清科学研究前和研究期间的传播机制。应该说，我们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归功于3个因素：第一，我的实验室保持着与所有参与者都进行良好沟通的传统；第二，研究的主题（健康）本身就非常激励人心；第三，从项目一开始，“卓越实验室”、法国国家医学与健康研究院（INSERM）的同事就对人文社会科学和传播的重要性持开放的态度。
　　二、法国高等教育改革将加大对基础研究、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
　　《世界教育信息》：在2012年法国大选期间，奥朗德提出要改革大学投资差别化政策。作为勃艮第大学信息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新政府的改革是否会影响您和您实验室的研究？
　　哈伊西瓦赫：政府对大学的投资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很重要。我们的大学是公共服务机构，其研究和实验工作主要由公共资金资助。弗朗索瓦·密特朗执政时期的研究部长卡瑞恩（Curien）先生认为，既然法国人民投入了资金，那么研究者就有义务向人民大众传播科学文化。过去几年，私人资金对研究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比如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而政府财政拨款在逐渐减少。这种变化在某些领域还不明显，特别是艺术和文学领域。这一变化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它会影响我们研究的方向，即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应用型项目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能很快应用于社会），还是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在文森特·伯杰先生近期发布的报告②中找到了答案。从整体来看，研究资金的来源将有所变化，实验室获得的项目资金将减少，同时用于进行基础研究的资金将增多，那样我们就不必为每个项目申请资金，这会为我们节省不少时间；同时，报告也提出了“实验室的评价方式”这一重要问题；另外，人们还就对年轻研究者、创新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支持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一步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虽然这些进步还面临很多困难，但这已经是一种革新！
　　三、普及科学知识是研究者的一大社会责任
　　《世界教育信息》：您不仅是科学沟通领域的专家，还是一名舞台剧表演艺术家，您是如何将这两份事业结合在一起的？
　　哈伊西瓦赫：我自己创作剧本，并亲自参加演出。舞台剧是一种传播科学知识的形式，并且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形式。我知道，在我演出之后，观众会记住剧中那些涉及科学知识的台词，这就实现了科学知识传播的目的。中国和法国都有很多好故事。我们需要去发掘合适的故事，然后把它们转变成舞台剧或者其他艺术形式（比如卡通）来展现。这有时候很难。作为一名科学家，把科学知识放入有限的时间里，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是很难的。不像新闻记者，可以在3分钟内轻松地讲完一个故事。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科学沟通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看待科学和大众的关系？
　　哈伊西瓦赫：我们并不是在众多学生中寻找未来的科学家。我们学校有位教师说，“我希望科学普及化，因为我们缺少学科学的学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不管将来有多少学生来学习科学，我们还是要为每个人普及科学知识，因为这是研究者的一大社会责任。很多人不会参与到科学实践当中来，他们永远都不会成为科学家，他们也不想读大学，但是他们仍需要了解科学。比如，酒店的前台服务员，虽然他们在前台的工作可能用不上科学，他们也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是他们需要了解一些科学知识，需要知道什么是科学。所以我们不是来教授知识的，而是要建立一种大众与科学的关系，让人们对科学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科学沟通实验室，而不是科学展示实验室。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学校教育是知识学习的一部分,是组成一堵墙的一块砖。而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比如社交网络、电影、电视节目等，来建立自我学习的道路。
　　四、科学沟通如何改变大众的观念和行为？
　　《世界教育信息》：有了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科学地”生活，您所研究的科学沟通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和科学地生活？
　　哈伊西瓦赫：的确，并不是人们拥有了科学的知识就能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在法国有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教授朋友带着他的博士生研究环境问题。他组织了一个关于垃圾分类的会议，期间他接了一个电话，学生们就在外面休息了半个小时。他们吃了些糖果，却把糖纸扔在了过道上，而不是垃圾桶里。尽管这些人学习了垃圾分类的知识，但他们还是没有改变态度。所以知识和态度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科学沟通领域目前还在努力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科学沟通既是一个个人问题，每个人都需要科学沟通；同时也是一个集体问题，并非仅仅关系到学校，更关系到家庭整体。目前，法国的教育存在一个问题，即教育局限于某一个群体。面向孩子的教育只和孩子交流，面向成人的教育只和成人沟通，而不是鼓励孩子直接去跟父母对话，这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举例来说，在法国，有时因为环境污染或者气候原因，你不得不把车开得很慢。在路上，你也能看到各种标志，如“请慢行”“请保持车速每小时40公里”，而这些标志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我的一个学生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40岁以上的人开车速度比20~35岁的人慢。其中一个原因是20~35岁的年轻人缺少生活经历，而过了40岁的人，有了孩子，或者家里有病人，人们就会主动减速驾驶。那些道路减速标志之所以效果不明显，关键是没有改变群体态度。如何改变不同群体的态度？这恰恰是我们努力要做的。单是一条标语比如“不要吸烟，远离癌症”，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戒烟。影响人们行为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环境。光学习知识是不够的。人们学习了血液如何循环，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是这些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只通过教学解决。如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改变人们的观念方面，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讲故事”。五、六年以前，有一个青少年剧本比赛，主题是鼓励人们在性行为之前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感染艾滋病。参赛者要提交3分钟的短片剧本，最优秀的20个剧本有机会被搬上舞台，其中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短片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名年轻女子抱着鱼缸从房子里跑出来。她刚刚和男朋友分手，显得格外紧张。她说：“哦，我的小鱼。现在我们要走了。”在过马路时，她差点被车撞到，一慌张就把鱼缸掉到地上了。捧起地上奄奄一息的小鱼，她赶紧朝着药店跑去。一到店里，她就推开人群挤进去，不顾人们诧异的目光，大声地跟售货员说：“我要一个安全套！”售货员不想给她。这时有一个长发男青年对身旁的一个男人喊道：“请给她一个安全套！”女子接过人们递过来的安全套，把鱼放进去，然后灌了水，小鱼活了过来！这个短片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就是，一个安全套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大家会想，到底拯救谁的生命？是年轻女子的，还是鱼的？这个短片虽然只有3分钟，但幽默地传递了知识，收效显著。
　　科学沟通的重点之一是人们对什么感兴趣。选取一个故事，把知识“放入”故事中表现，这就产生了科学舞台剧。但这个形式很难被大学采用，因为学校不是讲故事的地方，而是教授知识的地方。从这点看，学生在课外收获的知识也很重要。
　　五、媒体应成为受众与科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法国有很多科技类的电视节目，您认为什么样的节目是好的科技类节目？
哈伊西瓦赫：法国有很多科技类电视节目。作为科学沟通领域的研究者，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些节目作何反应。科技类节目很难用好和坏来评价。有些电视节目虽然很糟糕，但是大众却能够从中获益；而一个好的电视节目也可能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好节目与影响力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些节目的作用。比如，2011年法国有两部卡通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分别是关于长颈鹿和海盗的故事。关于长颈鹿的电影，讲的是19世纪30年代来到法国的第一只长颈鹿。由于战争的缘故，埃及国王把它送给法国国王。在当时的法国，这头长颈鹿很受欢迎，从那以后，长颈鹿对法国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整部电影基于这段真实历史改编而成，其中当然有一些错误，然而它的影响力极大。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希望办一个展览，将真实的历史展示给人们，与电影中的故事形成对比。这是首次在博物馆中举办的关于法国第一只长颈鹿的展览。可以说，这部电影推动了博物馆举办这个展览，更加有意义的是，根据博物馆的调查，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才来看展览的。尽管电影中存在一些错误的信息，但我们还是要感谢这部电影，它使人们产生了对科学知识的兴趣。教育是一个长久的、有着不同方向的、曲折的过程，孩子们先欣赏电影，然后又在展览中获得知识。
　　关于海盗的那部电影讲的是南非的渡渡鸟（在20世纪60年代濒临灭绝）。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他是19世纪60年代大家议论的焦点。这是一部给孩子看的卡通片，6岁的孩子开始了解谁是达尔文。也许他们会犯错，也许他们只记得达尔文这个名字。不过大概3年以后，学校里的生物老师讲到达尔文时，就可以提到这部电影，因为所有学生都曾看过这部电影。所以我们不能用好坏来评价一部电影，社会环境才真正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进程。
　　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有意思的是，这个节目最初并不受科学家们欢迎，因为节目的主持人戴着大眼镜，穿着绿夹克，配着一条红领带，总是高调地开各种玩笑。科学家们都说，他一点也不严肃，能拿任何事来开玩笑。而我想说，首先他并不愚蠢，他了解科学。他是一名工程师，但他愿意接受这项工作，进入传媒界。其次，他的那副扮相确实很搞笑，但是人们爱看他主持的节目。这个节目收视率非常高，播出时间从原来的晚上10点调整到了晚间黄金时间段8点30分。最开始，我的同事说他像个小丑，是科学的小丑，但最终事实证明，科学小丑教科学的方式非常有效，我们不是在电视节目上“教育”观众，观众也不是通过看电视来学习。我们通过这档节目要做的是，在观众与科学之间架起桥梁。所以这是建立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学习知识的问题。我并不是反对学习知识，人们确实需要知识，但就这个例子而言，我们是在观众和科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
　　六、人文学科是法国教育的一大特点，也是目前的一大难点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一名教授、研究者和中法教育合作交流的推动者，在您心目中，法国教育的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哈伊西瓦赫：人文学科曾经是法国教育最大的特色，也是法国教育的一大优势。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了。人文知识非常重要，学生有了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就可以根据已经拥有的文化背景和眼界来帮助自己学习。我认为，法国应该重新考虑人文学科的重要性。现在，人文学科已经不再被列入某些专业的学生课表中，比如科学专业。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文化和科学同样热爱。人文学科曾经在法国很辉煌，它是法国教育的一大特点，也是现在的一大难点。
　　七、中法校际合作交流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担任勃艮第大学副校长多年，积极推动学校与中国的交流合作。请结合学校的国际学生工作与您参与的中法合作项目，谈一谈您在中法教育合作交流中的感受。
　　哈伊西瓦赫：勃艮第大学在法国是中等大小的大学，有2.8万多名学生，其中大约有1500名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400名左右来自德国。德国离法国很近，合作项目比较多。在勃艮第大学里同样多的是中国留学生，约400名。
　　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要和中国建立起学术关系，吸引中国自费留学生。但是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首先要通过法语考试，再通过面签才能得到签证，程序比较复杂。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我们决定和中国的大学合作。在科学沟通专业里，我们签订了两项协议,一项是和浙江传媒大学的协议，一项是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协议。华东师范大学更关注研究教育全球化和教师全球化问题。和浙江传媒大学的合作很有意思，我们用中、法两种语言交流。浙江传媒大学的学生已经在中国学习了法语。这个周日我就会带20名浙江传媒大学的学生回法国第戎。他们将在勃艮第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们不仅要提高法语能力，特别是克服口语学习的困难，还要上用法语授课的传播（communication）方面的课程。学生如果完成了所有课程并达到合格标准，将获得我们学校颁发的证书。虽然只是地方级证书，不是国家级的证书，但是他们可以用这个证书申请任何一所法国大学的研究生。这个项目为期一年，第二年他们将会回到中国。我们双方通力合作，用了3年的时间，成功组织了20个学生赴法学习，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的合作办学模式同其他中法合作教学模式相同，学生学习法语的同时，还学习专业课程。合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很多细节都要考虑。浙江传媒大学的学生们很快就会开始他们的留学生活，他们将面临很多琐事，小到宿舍、床单，甚至公共厨柜的锁。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尽快适应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融入法国。
　　同样，法国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也会很兴奋。遇见中国学生后，两国的年轻人之间就会展开交流。我渴望到世界各地工作、生活，了解不同的文化。现在，法国人对有关中国的消息都很感兴趣，而中国的学者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再那么关注美国。20世纪80、90年代后期，大家都涌向美国，但现在，人们开始尝试去其他国家学习和交流。如今，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有时能给你们提供一些经验，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中国学生和学者印象如何？
　　哈伊西瓦赫：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两个正在读博士的中国学生，他们都是自费留学生。刚开始，其中一名男生的法语很差，人也很羞涩。我没有批准他进入博士研究，但另外一位教授接受了他。当时我说他不合适，因为他连法语都不会说，现在他已经读博士三年级了。我发现他完全变了，变得外向，说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语。我为他的改变而高兴，但这也意味着，在选择学生方面，在与学生的联系方面，以及在中国学生和法国学生之间的交流方面，我们并没有把工作做到位。在法国生活并不容易，很多留学生都会抱怨得不到帮助，面对困难时总是需要自己奋斗。总体来说，中国学生很努力，其中一些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奖学金。法国的教授基本上每个月才会跟学生讨论一回，不是每隔两天就讨论一回，所以学习对学生来说很困难。中国学者很不一样，他们来法国的时候，都是兴致勃勃的。虽然他们大多不会法语，但很乐于在会议上发言。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于勃艮第大学与中国高校未来的合作有何期望？
　　哈伊西瓦赫：在第一次成功合作的基础上，我们也希望法国的学生可以到中国来。我们有一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那里没有专业的中国教师，而是由我们的中国留学生来给法国学生授课。当然，这不是一个正规的课程，也不会给法国学生提供证书。但是中国留学生会在课上教授中国文化，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正是通过这种文化联系，法国学生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我们希望未来也能让法国学生来中国学习，这将是更大的成就；希望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推动双学位合作办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促进科学沟通的发展。
　　八、希望推动中法科学沟通研究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副会长，您对于促进两国在科学沟通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有何建议？
　　哈伊西瓦赫：我任职的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学会（La Société Fran?觭ais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成立于1974年，有自己的网站（sfsic.org），也在网上发布了学会会员的论文，有自己的出版物《法国信息传播科学学会手册》（Les Cahiers de la SFSIC），你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这本刊物。我们发表的评论都是科学沟通领域的，并且我们只刊登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所有文章都能发表在这本刊物上。我们对在科学沟通领域的创新研究更感兴趣。这本刊物也许不是一本非常前沿的期刊，因为其中没有科研，大都数文章是一些学者的观点,我们更专注于在科学沟通领域的创新活动和项目，我也在其中发表了文章。我们非常非常愿意和中国的研究者、媒体有更多的合作，这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我相信我的同事也会非常期待中法两国的学术合作。
　　注释：
　　①弗朗什·孔泰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大区名，东邻瑞士。
　　② 2012年12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奖者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代表文森特·伯杰（Vincent Berger）向法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调查报告，就高等教育与研究改革提出建议。文森特·伯杰是法国战略分析中心的专家，自2009年起任德尼·狄德罗－巴黎第七大学校长。
　　编辑 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