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更好推进儿童友好建设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更是确保民族复兴伟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儿童优先发展”“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就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儿童健康成长既是家庭关注的焦点，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进一步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第7期光明智库民生论坛邀请相关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与谈人

　　黄晓燕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儿童社会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

　　彭瑾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儿童社会工作专委会理事

　　万国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陈之殷

　　1.现代社会中儿童问题为何更为凸显

　　光明智库：近年来，公共话题中经常出现“熊孩子”的热点，让人们陷入是“熊孩子”增多还是社会容忍度降低的讨论。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规则的精细化、环境的复杂化、效率的极致化，使得儿童问题更加突出了吗？

　　彭瑾：这个现象不宜做简单的二元归因。从社会化视角看，“熊孩子”争议的本质是多重社会变量同时变动所引发的适应性困境：当未完成社会化的儿童、变动中的公共空间规范以及未能及时跟进的养育者教养模式三者叠加时，“不适应”便成为大概率事件，而网络舆情只是对这种不适应状态的焦点式呈现。一方面，儿童正处在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行为更多受本能和即时情绪驱使。可以说，“熊”是儿童社会化前期的正常表现。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加速和权利意识强化，公共空间规范发生了结构性位移：对“安静、有序、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个体权利不受侵犯”的边界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家长自身对新规范缺乏敏感度，或缺乏有效传递给孩子的方法。于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儿童，进入规则日益精细化的现代公共空间，“不适应”几乎成为必然。相关话题则将这些零星摩擦集中呈现，并赋予这些儿童“熊孩子”这一标签，使得他们成了社会焦虑的投射对象。理解这一点，我们或能从相互指责转向理性思考，进而更具针对性地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让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更加平顺，这才是治本之策。

北京市东城区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型幼儿园建设。图为该区崇文第三幼儿园户外游戏栈道。资料图片

　　黄晓燕：现代社会的诸多变化的确给儿童成长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讲究高效率、有秩序、风险可控，因此会制定各类精细的规则，例如商场不能跑跳、室内禁止玩球、走廊不要追逐，很多的公共空间中都充斥着“禁止”。过去的儿童都是自己找玩伴、一起去探索，有矛盾了自己处理，但是今天的孩子已从自然成长转向被管理成长，他们的自主空间在不断缩小。但儿童成长本身又需要不断试错、自由探索，其成长逻辑与现代社会运行逻辑之间难免存在冲突和张力。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儿童比过去更早地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信息世界，也更早地接触了互联网、流量文化。面对信息过载，他们的情感发展和社会技能发展的空间被不断挤压。

　　随着上述社会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儿童问题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以往儿童问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为生存风险，而现在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发展风险和关系风险：儿童并不是被忽视了，而是被高度安排和高度管理了；由于复杂环境的变化，儿童们的时间空间、情感空间、社会空间和自主空间都在被压缩；对于效率的重视，使得儿童被置于竞争与绩效的逻辑之中，他们的成长被过早地赋予了明确的目标和功能，削弱了他们成长的丰富性、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

　　2.儿童友好包含哪些方面的“友好”

　　光明智库：当前不少地方都在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儿童友好是一种城市建设理念，还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应该从哪几个维度来理解儿童友好？

　　万国威：按照《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儿童友好实际上涉及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多个维度，是一套系统集成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的政策措施。其中，社会政策的友好性是指政策的拟定要充分彰显儿童视角，凸显儿童在地方制定政策法规、编制规划计划、配置公共资源中的重要地位，将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项目优先纳入政府民生实事清单。公共服务的友好性是指公共服务供给与递送要充分保障儿童优先原则，尤其是在托育、学前教育、免疫保健等关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普遍地、优先地、充分地提供服务。权利保障的友好性是指在基本权利维度要做好底线保障并筑牢保护防线，通过家庭监护指导、罪错行为矫正等手段刚柔并济地做好儿童成长的安全保障。成长空间的友好性是指公共设施要适应儿童需要，在公共空间建设中积极推动适儿化改造。发展环境的友好性是指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要正向积极，以加强儿童友好政策宣传引导为抓手来传播儿童友好理念。如上五个方面，构成了儿童友好的基本维度，也是检视各地儿童友好建设情况的核心指针。

小朋友在济南市一处儿童友好公园玩耍。新华社发

　　黄晓燕：儿童友好很容易被理解为城市建设理念，现代城市是以成年人效率为中心进行设计的，例如讲究通勤效率、商业效率、风险控制和空间秩序，这和儿童其实并不适配，因为儿童不按直线行动，他们爱停留、爱探索，有游戏需求，因此儿童友好很自然地首先表现为空间的调整，例如设置儿童公园、母婴室、安全步道和社区活动空间。

　　空间层面体现出来的儿童友好很容易被看见、被识别，但儿童友好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增加儿童设施层面，而是要重新调整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排序，其实质是从建设理念向社会治理理念转变，从原本的效率逻辑转变为发展逻辑。如果遵循城市建设理念，则会强调效率、竞争和可控等维度，那即使修建了很多儿童设施，也只是通过空间、标识和项目实现形式友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虑，就需要从儿童的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和社会，实现从物理空间的友好转向关系的友好，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允许慢节奏、重视情感关系，容纳不同儿童之间的差异，愿意倾听儿童、给儿童表达空间，让他们积极参与，这其实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哲学的体现。

　　儿童友好理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城市究竟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是为了人更好地成长与生活。当我们把人的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成长的感受重新放回城市建设的中心，就实现了治理理念的深层变化。

　　3.我国儿童友好建设的实践与创新

　　光明智库：能否介绍一下各地在儿童友好建设方面的经验探索、创新实践？

　　万国威：社会政策方面，国务院2026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方近年来不断在政策拟定上体现社会政策的友好性，为儿童友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方面，江西的“服务指引标准”、浙江温岭的“整合型枢纽体”、安徽芜湖湾沚的“个案会商工作法”等都比较好地通过强化资源协同、明确清单标准来建设“县域—街镇—村居”三级服务递送体系。权利保障方面，安徽蚌埠的“叠加监护”、浙江宁海的“驻站社工”等都对困境儿童进行了强有力的监护保障。在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方面，四川眉山的“融眉驿站”、江苏张家港的“订单式公益慈善”等富有特色。这些地方实践与探索，有助于我国在推动儿童友好建设方面提炼出一批系统性强、整合性好、显示度高、推广性佳的宝贵创新经验。

杭州市举行“儿童友好，让杭城更美好”活动。新华社发

　　黄晓燕：从目前各地的探索来看，儿童友好建设开始形成几种不同的方向和路径：有的强调空间建设；有的注重服务体系，强调各领域的协同；还有的关注儿童参与和治理。其中，深圳是较早系统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城市，于2022年发布了全国首个地方标准《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南》，特点是以空间小切口推动综合服务，从医疗、教育、出行、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整体地体现儿童友好；同时强调儿童参与，深港澳儿童议事会、儿童观察团、童策落地等方式真正让儿童参与和自身事务相关的治理过程。上海于2026年3月发布了《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强调用儿童视角重新理解城市、不局限于单个项目而是全域推进，涉及规划、街区、社区、学校、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长沙强调儿童日常生活场景，很关注儿童的社区游戏空间、学校周边步行系统、儿童的活动路线以及孩子们日常可达的空间，保障儿童的日常生活权利。成都在儿童友好建设方面的探索很有生活感，打造了很多社区微空间、街角改造、社区互动和儿童自然体验项目，恢复街道、社区、自然接触这些场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儿童生活越来越室内化、课程化和封闭化所带来的问题。苏州一些社区开始尝试“小小规划师”，吸纳儿童参与社区设计。这几个地方的实践都在努力保障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利，让他们更好融入公共生活。

　　彭瑾：通过在陕西的调研，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探索更符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儿童参与实践路径：首先，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深入社区，通过游戏、兴趣小组等方式与儿童建立信任关系，召集儿童形成稳定的议事小组；然后，围绕具体议题（如社区微空间改造、儿童活动设施配置等）引导儿童开展充分讨论，形成儿童视角的决议建议；最后，由社会工作者或儿童代表将这些建议带入社区正式的议事平台，与居委会、物业、家长代表等成人主体进行对话协商。这一方法既保障了儿童在安全、友好的环境中自主发声，又借助专业力量为儿童意见“架桥铺路”，使其能够进入成人的决策视野。二是有意识地将儿童友好理念拓展至更广泛的服务领域——在家庭服务项目、女童发展项目、社区营造项目等常规工作中，均嵌入儿童友好视角的培训和操作指引。这种“全项目融入”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儿童友好建设“孤岛化”的风险，使儿童视角成为各类社会服务的标配而非点缀。

　　4.进一步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突破口

　　光明智库：针对儿童友好建设的薄弱环节，未来应从哪些关键突破口继续发力？

　　黄晓燕：未来儿童友好建设最关键的突破口在于关系支持体系建设，即为儿童建立稳定、持续、可回应的社会支持关系。一是从空间友好转向关系友好。过去儿童友好建设更多强调物理空间，但影响儿童成长的不只是空间，未来应更加关注儿童是否得到了足够的理解、陪伴、尊重和回应。二是从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当前很多的儿童友好建设仍然带有成人替儿童做决定的痕迹，儿童友好本质上是看待儿童方式的改变，真正把儿童视为有主体性的社会成员。三是从项目建设转向日常生活支持。儿童友好建设要跳出示范化、工程化和项目化的模式，融入放学后的陪伴、社区中的游戏、家庭里的互动以及同伴之间的交流，让儿童友好在点滴生活中实现。实现这些转变，需要把重心下沉到基层。是否具有健全的基层儿童支持网络和强大的基层儿童友好力量，决定着儿童友好能否真正落地。

　　万国威：儿童友好建设的关键突破口，就蕴藏于各地在儿童友好建设方面的短板之中。比如，公共空间的适儿化、适老化改造未能协同建设，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基层公共服务的枢纽作用尚需激发，专业水准有待提升；城乡间、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明显，可能进一步拉大不同地区儿童的发展差距；专业人才匮乏、稳定性差及分布失衡，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是在社会政策中更加强调儿童友好性，尤其是要在政策创制过程中增进在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与均等性，注重资金类保障形式与情感慰藉、社会融入等服务类保障形式的融合，在公共服务的递送上进一步打通“最后一公里”。二是公共空间的建设要着力夯实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考虑适老化改造与适儿化改造的统合衔接，高度重视机构内服务空间的开放，并利用社区空间就近开展儿童基础设施的完善。三是在发展环境上要重视舆论引导，共同维护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舆论空间。

　　彭瑾：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在政策框架、空间改造、服务覆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制度、空间、服务最终还是通过“人”来落地，目前的关键环节是加强儿童友好各相关主体的能力建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升政策执行者与服务输送者的关键能力。这些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尊重儿童的意识（将儿童视为权利主体而非被动接受者）、倾听儿童的能力（掌握与不同年龄段儿童沟通的方法）、儿童权利的知识储备（了解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相关法律政策）。建议将“儿童友好能力”纳入相关岗位的职业培训和考核体系，将其转化为有效的决策依据和执行效力。二是加强家长的能力建设。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课堂，更是儿童友好建设的第一落点。当前，许多家长对儿童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不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对孩子表现出的“正常行为”（如幼儿的情绪爆发、探索性的破坏）缺乏科学认知，容易产生过度焦虑或不当干预。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许多家长缺乏与孩子深度沟通的时间和方法，倾向于用命令、说教或物质奖励代替平等的对话和理解。未来，应当将“人的能力建设”置于与制度完善、空间改造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系统培训、资源支持和评估督导，让每一位与儿童打交道的人，都能真正成为儿童友好的践行者。

　　5.数字空间适儿化中的机遇与风险应对

　　光明智库：数字技术能够为儿童友好建设提供哪些新的机遇？需要规避哪些风险？

　　黄晓燕：数字时代，我们确实需要重新看待儿童友好。今天儿童的成长环境不仅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和同伴，与之相伴的还有短视频、游戏平台、在线学习、社交平台和数字消费等。这些不只是方便生活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着儿童的价值观、社交方式、时间分配和自我认同，因此儿童友好建设必须关注数字空间的儿童友好。

　　一方面，数字技术给儿童友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首先，技术能够提高儿童服务的可及性。尤其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一些特殊儿童，数字技术有助于更早识别风险，更快联动资源，更及时介入。在心理服务、儿童保护、家校沟通和偏远地区资源获取等方面，数字平台可以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其次，技术可以增加儿童的表达和参与机会。通过儿童议事平台、数字社区参与、儿童意见反馈系统等渠道，改变儿童以往在公共治理中的沉默状态，让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体验。再次，技术也可以让城市更好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真实经验。比如，通过数据的收集，可以更好地观察到儿童的活动路线，如哪些空间儿童停留少，哪些社区缺少互动，哪些是高风险区域，从而可以优化儿童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第一，我们需要辨别数字技术到底是在支持儿童成长，还是有可能进一步将儿童成长技术化。现在涌现的针对儿童的成长数据化、行为可视化、情绪监测和注意力分析等技术导致儿童被持续记录、分析和优化，这依然没有摆脱效率逻辑和管理成长的痕迹，没有契合儿童自然成长的需求。第二，我们要警惕算法替代关系。智能教育技术、AI互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日常家庭功能上的不足，但儿童友好的核心始终是真实世界中的关系，而不是技术本身。第三，要对数字空间中的儿童风险有敏感度。例如，儿童的注意力被平台争夺，儿童情绪被流量放大，网络暴力、外貌焦虑、隐私泄露等问题凸显。这些都需要尽快出台具有针对性、实操力的对策，为儿童提供更好的保护屏障。

　　万国威：数智技术的普及化一定程度上会缩小儿童间的信息差，促使农村儿童在部分领域的能力显著提升，尤其是生成式AI、VR技术对于儿童想象力、智力开发的作用较大。对患有孤独症等特殊的、需要长期康复训练的儿童而言，人工智能体或基于此的陪伴机器人可能会增加康复效果并做好持久的专业治疗。对特定困难家庭，尤其是弱监护家庭的监测识别能力有望通过AI技术提升，打通“预防—早期介入—响应”的连续系统。数智技术可以增加就业的灵活性，间接使部分家庭具有更加充分的碎片化时间兼顾工作与育儿。

　　但是，数智技术同样会带来风险：一是儿童关键隐私信息的泄露风险。二是人工智能思维培养成本的增加以及数字鸿沟可能会放大困境、贫困家庭儿童在教育公平上的弱势。三是信息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陷入精神空虚或固化观念。四是线上线下结合的儿童侵害案件有可能会增加。五是与人工智能产品的互动可能会降低儿童与真实世界的互动能力。六是深度伪造技术可能会使得儿童难以辨识真实的社会规则。针对这些风险，要结合监管、平台、家校、社会等多方落实综合防控举措。比如：落实平台最小信息采集原则，开通儿童隐私防护专区；依托普惠教育资源，开放优质线上课程，缩小数字鸿沟；在内容治理上，整改平台算法，推行多元内容推送，丰富儿童精神世界；建立线上预警、线下联动执法机制，严打线上侵害儿童行为；设置儿童数字产品使用时长限制，引导孩子参与线下互动，守护其现实交往能力。同时，部署深度伪造识别技术，严控AI造假工具使用，开设数字辨伪与规则教育课程，帮助儿童辨别网络虚假信息，树立正确社会规则与是非观念。

　　6.儿童友好建设的“1米视角”与“成长视角”

　　光明智库：儿童友好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多环节，如何既能形成整体合力，又能贴合儿童个体需求？

　　黄晓燕：儿童成长本身是整体性的，这就要坚持“成长视角”，关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全流程需求。一个孩子的问题可能同时涉及教育压力、家庭照顾、社区空间、网络环境和社会参与，还需要教育、民政、卫生健康、住建、网信等各部门的治理协同。但是，在服务儿童方面，各部门的目标并不一致。教育部门会强调成绩、安全、秩序与升学，卫健部门会强调风险预防和健康，住建部门会注重规范和空间管理，社区强调基层稳定，民政关注困境儿童的保障，不同部门虽然都在为儿童服务，却是各管一段、无法实现完整连续服务。

　　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从部门功能逻辑转向儿童成长逻辑，完成几个方面的转变。首先，从部门本位转向儿童本位。要真正评估儿童的真实需求，围绕儿童成长形成教育、心理、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连续支持。其次，从部门和项目之间的协同转向生活场景协同。儿童的问题不是按部门发生的，通常会发生在学校里、社区中、家庭环境、网络空间以及同伴互动间，因此部门协同不能落在会议、文件中，而是要围绕儿童真实生活场景中的需求和困难来进行。最后，建立真正的基层儿童支持网络。儿童友好建设不能只是建立管理部门间的协同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基层形成学校、社区、家庭、社会工作者、医疗和志愿者之间的支持网络。

　　彭瑾：“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强调切实保障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的同时，还强调了参与权。但在当前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儿童的声音几乎是缺席的。这并非因为孩子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倾听他们的制度通道、能力准备和社会共识。让儿童友好建设贴近儿童真实需求，关键在于系统提升各相关主体将“儿童视角”操作化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涉及儿童的政策时，能够主动评估政策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儿童的影响，建立“儿童影响评价”机制。教师、社工、医生、窗口服务人员等服务输送者需要掌握与儿童建立关系、识别儿童需求、保护儿童隐私的专业技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等空间规划者需要理解儿童的行为特点和空间偏好，能够将“1米视角”转化为具体的设计语言。家庭照料者需要学习儿童发展规律，掌握倾听、沟通、引导的方法，能够将公共空间的规范要求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的家庭教育内容。唯有如此，才能使儿童友好建设贴合儿童真实需求，形成整体合力。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4日 07版）